记者 张玲 “对中药注射剂进行更全面的研究和有效性研究，对患者来说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10月16日，看到相关部门近日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后，中部某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张明忍不住拍手叫好。 10月9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加快中药注射剂上市后研究评价的公告（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9年修订）施行前销售的所有中药注射剂必须进行上市后研究——一批主动检验，一批责令淘汰。并依法删除一批。这是史上对中药注射剂最严格的监管措施。中药注射剂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第一支中药注射剂于1941年制成，是抗战时期的急救药品。此后几十年，中药注射剂行业疯狂发展。目前，中药注射剂品种已达130多个品种，其中不乏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的重磅品种。这些注射剂涵盖了心脑血管疾病、肿瘤、感染性疾病等多种疾病，但其疗效和安全性却受到诟病。 《全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24）》数据显示，中药引起的不良反应占12%，其中四分之一为中药不良反应。我从注射中。虽然中药注射剂在中药整体不良反应报告中所占比例似乎很小，但一旦出现问题，后果往往很严重。中药通常口服，消化系统的代谢可以明显降低毒性。但中药注射剂成分复杂，且直接注射入静脉，极易引起严重副作用，如过敏性休克等即时过敏反应。近年来，张明听到、亲眼目睹了多起与中药注射剂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事件，其中不乏引起极大舆论​​的案例。例如，2025年5月，安徽阜阳市一名54岁患者因头晕到阜阳市中医院就诊。注射刺五加注射液后，他出现了出现神志不清等症状，两小时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2023年11月，太原一患者在输注痰热清注射液后出现休克、急性肝功能衰竭等，后死亡。几年前，张明科室也遇到过一位患者，在注射血必净注射液（常用中药注射液）后出现过敏性休克。他及时获救，脱离了危险。 2006年以来，不少行业专家多次呼吁对中药注射剂进行重新评价。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法教授邓勇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经济观察报，人民币升值政策直到现在才得以实施，因为存在很多障碍。 “这项政策的实施，与近年来中药注射剂严重不良反应/事件频发所引发的舆论有关。邓勇认为，这些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中药注射剂安全性的担忧和怀疑，促使监管部门顺利实施再评价政策。从滥用到严格管控的北京都恒之道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恒药业”）是一家以中药为主业的制药企业。 已帮助制药企业开展220多个中药注册及临床试验项目。看到国家药监局的文件后，都恒药业总经理乔春生计划近期走访一些中药注射剂企业，了解他们对政策的态度。乔春生有医学出身，20多年前曾在三甲医院当医生。那里 什e说，当时，一些患有心脑血管问题的老年人经常来医院静脉输注丹参注射液、黄芪注射液、参麦注射液，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有些人没生病就去医院输液，用中药注射剂当药来预防疾病。现在，这些注射剂必须明确疾病诊断后才能使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大三院”）神经内科主任范东升告诉经济观察报，北大第三医院已经有10多年没有使用中针剂药物了。范东升说，十多年前，北京每家三级医院的门诊都设有专门的输液室，每天都排着长队输液，其中很多都是传统输液。口服中药注射剂。中药注射剂的临床研究还不是很严谨。当时北大三院在使用中药临床注射剂时很容易遇到副作用，主要是发热。范东升认为，这些副作用与中药制剂成分复杂有关，有时还可以看到注射剂中漂浮着一些杂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尚未发生因中药注射造成严重死亡的病例。范东升认为，这可能与大医院的监测能力更强，出现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有关。 2012年以后，北京取消了三级医院门诊输液，患者住院后在病房的治疗也必须遵循指南。大多数中药注射剂不包含在目录中指导方针。医保管制的原因之一，北京医院很少使用中药注射剂。 2008年，张明前往北京阜外医院进修。在进修期间，他惊讶地发现阜外医院没有一个使用中针剂的医生。与此同时，中药注射剂在他所在的华中城市流行起来。 “今天，阿明医院严格控制各类输液，包括中药注射剂。”十多年过去了，张明所在的医院几乎不再使用中药注射剂。中药注射剂很少进入笔者的国际国内指南，大医院也得严格按照指南用药。除了规范医疗的要求外，安全问题也是拉动医疗的重要原因。GE医院谨慎使用中药注射剂。张明认为，相比口服中药，中药注射剂更容易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越是正规、大的医院，越是拒绝那些中药注射剂。与大医院相比，基层医疗机构的救治能力有限。当中药注射剂输注过程中出现不良反应时，更容易造成严重后果。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基层中药注射剂使用的限制力度。 2017年，国家医保局首次限制二级以下医疗机构使用清开灵注射液、鱼腥草注射液等26种中药注射剂。随后，国家陆续公布了五批药品限制医疗机构使用，对原住民用药进行限制，其中涉及很多有争议的中药注射剂。如何回顾10月16日，一家注射剂型知名中药企业找到杜恒药业询问上市后研究事宜。乔春生表示，大多数企业希望药品更加正规，但一些企业对于如何进行上市后研究仍感到困惑。 “安全性相对容易评估，但如何评估有效性，大家还没有概念。”对于一些中药企业来说，国家药监局发出的最后通牒是个坏消息。米奈网数据显示，2016年，公立医疗机构中药注射剂市场规模突破千亿。随后，由于医保等政策限制，医疗保险市场规模已跌至一半f连续六年达到峰值。乔春生透露，近年来集中采购政策实施后，中药企业比西药企业“变好了”，但整体业务也在下滑，部分企业可能缺乏开展临床试验的动力和能力。征求意见稿发布后，都恒药业专门制作了PPT版本，向中国传统客户展示。根据度恒药业的审查，上市后研究和再评价包括非临床研究和临床研究。其中，临床研究主要包括安全性评价和有效性评价。具体来说，youSafety的检查主要研究特殊人群的不良反应和影响。影响不良反应的因素主要有稀释液的种类、配制后的保存时间、剂量浓度等。进入、剂量率以及与临床常用药物的配伍禁忌。疗效评价一般应采用随机盲对照试验，在符合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尽可能采用注射安慰剂作为对照研究。应根据已上市品种的适应症选择验证适应症。每个适应症必须单独研究，病例数必须满足统计要求。临床研究结果的主要有效性指标必须优于安慰剂并具有临床价值。乔春生表示，相比化学药，中药临床试验更难找到证明其有效性的指标。客观指标是西医的概念，很难直接应用于中医。因此，CRO公司为化药项目提供程序服务，ch可以组成流水线；他们为中医药项目提供专家服务，这需要对每一种中医药都有新的认识。在此前提下，经营中药的CRO往往也提供化学药品服务，但经营化学药品的CRO很难进入中药业务。乔春生指出，近两年，不少大型CRO公司想进入中药赛道，但成功起步这一业务的公司却很少。与口服中药相比，注射中药的临床试验难度尤其大。乔春生介绍，中医强调辨证，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有些中药注射剂是单味药（例如，丹参的主要成分是丹参）。丹参注射液只有丹参），很难应用中药理论。对于临床医生来说，中药注射剂的上市后研究也是必要的，需要科学对待。临床试验是药物上市后研究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张明是该院药品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委员会的成员，将参与该院所有临床试验的审核。在审查过程中，GCP审查会议需要对所有临床试验的可行性、安全性、实验过程的合理性等进行审查。中药注射剂和中药口服剂都是中药，检查方法相似。日前，张明参加了一项口服中药治疗卵巢功能衰退的临床试验评价离子。会上，大家讨论了临床试验的可行性，包括应该招募多少受试者、纳入标准等。他们对中药不了解，不知道不同中药成分的功效，也不知道每种药材的作用机制。 “我们没有研究过中药，所以在审评会上很难说中药是否安全。”张明表示，评审会当天讨论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每一次中医药临床试验的研究人员都应包括持有中医药执业资格的医生。近年来，范东升、张伯礼作为独立数据监测委员会（按照中期评价计划或规定程序定期审查试验安全性数据的独立专家组）成员。es)，参与两项国家级中药注射剂多中心临床研究的数据监测。范东升表示，在参与数据监测工作时，他们会检查整个试验过程中的所有AE（不良事件）和SAES（严重不良事件），特别是SAE，会逐案审查。 AE和SAE并不等同于药物副作用，而是指临床试验中发生的所有不良事件或严重不良事件。例如，如果患者在试验期间感染了covid-19并住院治疗，这也是一种SAE，应该记录和评估，看看是否与药物试验有关。如果不能排除重大药物引起的 SAE 的可能性，监测委员会的数据有权停止程序。为保证监测工作的独立性，数据监测委员会会议通常为闭门会议，研究者和申办者不得擅自发言。结婚参加。范东升表示，除了安全之外，数据监测委员会还致力于数据采集的真实性、规范性和完整性。最后，临床试验结果将由研究人员总结并发表，如果有效，将向药品审评中心提交审评申请。乔春生鼓励行业企业积极参与市场后研究：“如果大家都对产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有信心，通过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产品的生命周期只会更长。”删除一批中药注射剂 2006年两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全国人大政治领导委员会委员周超凡带领20名代表提交了《关注中药注射剂上市后再评价》的提案。周超发n认为，中药注射剂化学成分复杂，制剂工艺有待改进，质量标准不够合理，临床疗效观察不严格，不良反应较多。需要通过上市后的再评估，为长期发展提供依据。自专家首次呼吁重新审查中药注射剂以来，已经过去了近二十年。相信斯邓勇认为，政策的“难”源于多方面的障碍：一是中药注射剂的历史审批不规范，大部分是在2006年甚至200年2000年之前就批准的。当时注册要求比较宽松，现在资料很难齐全。其次，临床研究成本较高，中小企业难以承受。三、技术评估投资有效性的标准要求不明确，再评估结果缺乏官方评估结论，企业投资不会获得市场回报。不少受访者认为，企业是推动中药注射剂再评价的障碍之一，因为临床检验费用较高，至少需要20至3000万元，企业压力不小。医疗战略咨询公司Latitude Health创始人表示，中药注射剂上市后的研究周期比较长，一般要持续两到三年，少则一年。 2009年，国家再次尝试实行审查机制，但由于行业质量参差不齐，未能全面落实，政策效果有限。在此后的十年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直致力于多次提出对中药注射剂进行上市后审查，但一直没有重大进展。 2023年，中药注射剂的重新评价将迎来转折点。当年12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宣布成立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为组长的中药注射剂上市后研究评价专家工作组。工作组相关专家表示，中药注射剂的研究和评价应建立一套标准方法：首先要明确患者检查和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是否由中药引起，即建立评价关系的标准方法，明确因果机制。当前，公众对中医药的担忧注射剂主要针对过敏反应，因此积极探索中药注射剂对人体免疫反应的影响也是研究分析的重要内容；二是从中药本身质量出发，加强中药原料和中药注射剂生产过程的质量管理，不仅要加强对中药注射剂具体含量的测定。三是明确中药注射剂的适用范围，指导临床按照剂量、疗程、联合用药方案等进行精准用药。专家工作组成立一年多后，针对中药注射剂的最强审评政策终于揭晓。范东升认为，虽然存在不少安全问题对于中药注射剂，不能片面看待。不仅要看到临床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更要通过科学规范的方法确立中医药在“健康中国”运动中的作用。邓勇告诉经济观察报，审查政策将直接影响中药注射药品的使用和支付。收益大于风险的类型预计将受益于互联网、获取和临床使用；责令开展研究评价的品种使用范围较为有限；对功效不确定、不良反应严重或者危害人体健康的品种，取消其注册证书。这将促进中药注射剂行业的洗牌，淘汰一批低质量品牌和企业。 （文中张明为化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